心 里 有 束 光 · 眼 里 有 片 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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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有诗书藏于心，岁月从不败美人。
她就是郑念，被誉为中国最后的名媛。
01
郑念原名姚念媛，1915年生于北京，长在天津。
祖父姚晋圻，清末民初大儒，
逝世后，时任总统黎元洪明令国史馆为之立传。
父亲姚秋武留日归来，军中少壮，官至将军。
家世显赫，加之本就天生丽质，
也就不难理解，郑念还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，
就曾四次登上《北洋画报》的封面。
成为天津卫的风云人物。
要知道，上一个因登上《北洋画报》而名声大噪的人，是赵一荻，
也就是那个16岁与张学良私奔，
成就一段世纪爱情传奇的赵四小姐。
一时间，郑念成为天津名媛圈里最炙手可热的人物，
凭己家世及美貌，
觅得门当户对的如意郎君，
郑念本可书写出一段属于自己的爱情传奇。
这本也是那时天津名利场司空见惯之事——
不管家世如何，才情如何，
女以夫贵，这是当时女性都逃不了的命运。
未料，郑念的美，只是在天津昙花一现，
并无激起任何波澜。
郑念一步一个脚印，中学读完之后，
考入燕京大学，再远赴英伦，
获取世界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学位。
“明明可以靠颜值，偏偏靠才华”，
用来形容郑念，再恰当不过。
在伦敦期间，她与同校的郑康琪博士相识相爱，
并结下百年之好。
那年，她正青春，20岁。
在少女时代，她的美惊艳四方。
跨入青春时，她走进一段平凡的婚姻。
命运波澜不惊，她要自己书写。
而一段属于郑念的美丽传奇，才刚刚开始。
02
结婚后，战事频繁，
郑念随任外交官的丈夫一直在外漂泊。
她的女儿，就出生在澳大利亚。
1949年，反其道而行，
郑念毅然随夫主动回到上海——
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郑康祺曾受聘为市长陈毅的外交顾问，
后出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。
壳牌石油是1949年后唯一特批留在大陆的西方石油公司，在当时石油产业基础薄弱的大陆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1957年，丈夫患癌症去世，
郑念接着担任英籍总经理的顾问。
那时的上海不能说一片狼藉，
但也可谓百废待兴。
只从服装上就可见一斑：
中山装和列宁装成了风靡一时的“时尚”
无论男女老少。
这跟穷有关，但也是那时的时尚。
一些有钱的人，为了不与大众趣味脱离，
也只能跟风穿。
但郑念，似乎没有这种觉悟，
她试图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——
只穿旗袍，家里陈设明清古董，出门有车接送。
她在上海的家，被一位老朋友称作是“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。”
连郑念自己也对自己家充满自豪感：
“我的居所，虽则称不上华厦美屋，
但就是以西方标准来说，
也可属于趣味高雅的了。”
郑念并不自知，这种努力本身，
是对一律化生活方式的抵抗，
在不久的将来，这种抵抗，
将让她接受命运的蹂躏。
03
1957年，丈夫去世后，
郑念不得不独自一人照顾女儿。
那年她42岁。
历史的大潮已几起几落，
失去了丈夫这个依靠，郑念却依旧孑然从容，
有意无意与浮躁的社会疏离着。
她家有丰富的唱片收藏和唱片机。
平常工作之余，就和女儿梅平躲在家中听唱片，
也乐于邀请女儿的朋友来家中一起欣赏。
但平静的日子，总是很短暂。
终于在1966年一个闷热的清晨，
郑念被裹挟着进入了这场历史风波的中心。
只是，在预感到风暴临近之时，
郑念并未慌乱。
先是早上，面对两位不速之客，
“我故意把步子放得悠闲缓慢，
极力做出镇静自若的神态。”
中午，郑念被迫参加了一场批斗会。
晚上，家里的佣人很为她担心：
“你这样孤零零一个人，我们真不放心你。
假若先生还在世，那就好了。”
“谢谢你，陈妈。谢谢你对我的关心。
告诉老赵和厨师，不要为我担心。”
嘴上说不担心，但她确实想念丈夫了。
“自他逝世后，我这还是第一次，
不为他的去世惋惜。
谢天谢地，他不在了。
否则，他必然难逃一场凌辱和迫害。”
她想起了亡夫，却不是哀怨命运，
反是为丈夫庆幸。
她51岁了，毕竟还是一个女人，
可在面对可能随时把自己碾得粉碎的风暴面前，
优雅从容，紧张但不畏惧——
命运或许如刀，那就让我来领教。
04
不可避免地，1967年，
郑念还是被投进了看守所。
理由是她资产阶级式的生活，
长期留学供职国外，有很大的间谍嫌疑。
郑念当然不承认这莫须有的罪名，
因而在没有任何审判的情况下，
在看守所饱受6年多折磨。
看守人员惊奇地发现，
这个依靠剥削压迫佣人，
过着腐朽资产阶级生活的老太婆，
依旧把狱中生活过成了“资产阶级”味道。
她借来扫帚，把监牢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还给存水用的脸盆做盖子防尘，
甚至还编了一套运动操，让自己保持清醒。
每当看守员嘟囔着嫌麻烦时，
她就振振有词地背出语录：
“以讲卫生为光荣，不讲卫生为可耻。”
让看守员无言以对。
就这样，她把狼狈不堪的狱中生活，
过成了其他囚犯羡慕的“诗和远方”。
当然，并不是只有“诗和远方”，
有段时间，她的手被长时间反铐在背后，
但即使拼着手部致残的后遗症，
她也坚持每次上完厕所都拉上西裤的拉链，
只因为敞开裤链“太失体面了”。
她也从未放声嚎哭，向看守祈求，
因为她受到的教育中那是“不文明的”。
6年间，她从未承认任何罪名，
也从未揭发任何人。
那时，在交代材料的底部，
落款照例是“犯罪分子”，
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“犯罪分子”前面加上“没有犯过任何罪的”这几个字。
命运要判她有罪，可郑念坚信，命运可以改写。
05
终于，1973年，有人向她宣布，
将要对她宽大处理，释放出狱。
未料，她竟然拒绝了释放，
反是强硬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无罪，
并且要求赔礼道歉，
还要在上海、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。
“疯了。”他人眼中，郑念的要求很好笑。
最终，两个人强行架着把她扔到了街上。
此时，站在大街上的，
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，
体重从100斤，降到70斤。
回到住处后，
时隔多年，第一次照镜子，
看到自己的衰老、憔悴模样，
她大吃一惊，
“只有一双眼睛显得特别明亮，
这是因为我随时要提防外界。”
这双明亮的眼睛，只是在听闻唯一的女儿死了后，
稍微黯淡了一瞬，随之重焕光彩。
她不相信女儿像她那么热爱生活，怎么会自杀。
她没有因为失去了唯一的女儿而消沉，
反是积极治病，重新修缮住所，
并动用一切关系追查女儿死亡的真相。
她老了，虚弱了，可依然斗志昂扬，
生活只要还在继续，她依然要活得漂亮。
不是证明给别人看，
更是骄傲地活给自己的命运看。
1980年，郑念去了加拿大，
随后定居在华盛顿。
她的离去，不是以一个失败者的姿态，
而是胜利者的姿态——
她的罪名已全部被平反，
在她的顽强追索下，
迫害女儿致死的凶手也已经伏法。
06
命运待她从来不公——
因莫须有的罪名，入狱6年，
唯一的女儿在此期间去世。
时间于她异常残酷——
生命的下半场，孤悬海外，
独自抵御岁月的侵蚀。
踏上离开祖国的船时，她已经65岁了。
命运从来不曾放过她，可她从来没有推，
留下一身的伤痕和内心的疲惫；
她也从来没有放过命运，那些走远的望和念，
她依旧准备拼命去追。
1987年，她出版了全英文写作的《上海生死劫》，对那段不堪岁月进行了深刻地回忆。
一经推出，就成为风靡欧美的畅销书，并一版再版。
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库切都忍不住在《纽约时报》上写书评：
“在人的水平上，她的回忆录最伟大的可贵之处，
在于她对自己抵抗心理和身体的压力的记录。”
也正是在这本书中，她用了笔名：郑念。
既是纪念丈夫，也是纪念女儿。
而与其说，这是一部回忆录，
毋宁说，这是她改写自己命运的记录——
记录下一个真正高贵美丽的灵魂，
记录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命运。
07
与张爱玲在美国的孤凄晚景相比，
郑念的晚年要优渥充实得多。
她在华盛顿高档住宅区购有二房二厅四个浴室的180平方米公寓。
她的生活依旧优渥，但不奢侈。
她将著书所得的优厚稿酬设立“梅平基金会”，
专门资助大陆留美学生。
只是生活中的她，要独自体味孤独。
“在美国，一个老年人，没有家、没有孩子、没有亲人，是很苦很苦的。”
晚年接受采访时，郑念这样说。
2009年的一天，她在浴缸里摔倒起不来，
因一人独住，无人知晓。
好在次日上午，她约好的一个朋友来访，
按铃无人答应，特地叫来大厦管理员打开房门，
郑念才被送入医院，但已元气大伤，
医生告知她的寿命最多只有一年。
她听了，平静地回答：
“我已经活够了，我要准备回家了！”
数月后，郑念走完了她的一生，
以94岁高龄辞世。
回头再看她去世前的影像，
从她的眼中，似乎一点看不到岁月孤苦的痕迹。
《上海生死劫》中文译者程乃珊感叹：
“她是那样漂亮，特别那双眼睛，
虽历经风侵霜蚀，
目光仍明亮敏锐，只是眼袋很沉幽，
那是负载着往事悲情的遗痕吧！”
时光虽然磨蚀了她的容颜，
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她身上高贵的气质，
那种透过岁月尘土夺目的美，摄人心魄。
08
在郑念逝世后，人们纷纷赞其为“最后一个贵族”“最后一个名媛”。
她，当得起这样的称赞。
但，贵族和名媛的评价，未必更准确。
也许，“真正的美人”，才是对郑念最高的评价——
无论身处何种命运的漩涡，
她都不放弃去发现人生的美，创造生活的美；
无论在哪个年龄阶段，
她都只听从内心对尊严的坚守，要美得体面。
这，才是对一个女人最高的评价：
真正的美人，她们其实是具有更高人生质量的人，
从未让年龄捆绑她们的人生，
都以极大的勇气相信可以改写命运，
进而抵御命运的无常，
就像从没有不需要抵抗重力的飞翔。
人过40，命运如刀，一直摧残着郑念的容颜，
反倒成就了独一无二的郑念，
不断释放出人生更大的能量。
那么30岁呢？是否更意味着无限可能。
